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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与实体法上是否存在所谓人身权无关。该观点与萨维尼的提法也一致，即诉权是实体法上主观权的变形物。

值得注意的是，若法官拒绝对案件作出裁判，则其应当承担《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506条规定的法官拒绝裁判的法律责任。诉权的行使依赖于区别于实体法律规范的另一种法律规则，另一种法律规则赋予了诉权主观权的性质。的确，提起这种诉讼的个体应当具有诉的利益，但是其利益不是指保护该法律规定利益不受侵害，而是一种集体利益。它源于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它也不涉及诉讼问题。但是回过来说，借用艾布朗（Hébraud）先生的话：诉权的一般功能是保护具体的利益，而不是抽象的合法性。

这种观点在诉讼法学家的著述中随处可见，例如威兹沃兹的《程序法研究》[1]、索吕（solus）与佩罗（Perrot）合著的《民事诉讼法》[2]、库什与文森特合著的《民事诉讼法精义》[3]、库尔尼（Cornu）与法尔耶（Foyer）合著的《民事诉讼法》[4]、德黑（Terré）在《法律大全》中对《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59条的评述[5]等。在法国，鲁比耶院长似乎倾向于重拾这一定义，特别是他在论述客观法诉讼时，极大地拓展了客观法诉讼的范围。将主观公权利和保护规范理论作为诉讼实践支持，相较之前相对粗糙的经验探索，会为我国行政诉讼的未来发展提供更扎实可靠的基础。

[47]此外，切断国家的客观义务与公民主观公权利之间的对应关联，即针对行政的法律实施请求权（Gesetzesvollziehungsanspruch）并不会被确认为公民一般性的主观公权利，也被认为会造成巨大的公法亏空。在刘广明案中，法院认为行政机关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主要要求其……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判断某一项目是否应予审批、核准或备案。在耶利内克看来, 耶林的功绩在于揭示了纯粹意识理论的缺陷。[28] 参见注 (14) , 第13页。

我国行政审判自2017年明确采用保护规范理论，并将其作为判定原告资格的重要基准。法律适用者必须找到相应的连接点，[66]例如规范的目的设定、产生过程、体系位置、甚至是欧盟法的规定来确定规范的保护指向，而对这些连接点的演绎生发和拓展阐释，也使保护规范理论始终处于发展历程中，并保持了相对持久的生命力。

[70] 同注 (55) , Rdnr.117.zu Art.19 abs.4GG. [71] 参见注 (52) , 第599页。[96] 参见注 (48) , 第121页。[91]因此，主观公权利并非绝对确定的，而是根据不同的有效法和主流观点来塑造的具有可塑性的概念，是处于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法律创设。唯有客观法规范具有明确的个人利益保护指向时，个人才能向国家主张其主观权利。

其次，法律权能要素源于对私法中将主观权利定义为意志能力的观点的吸收。因为学者倾向于将意志力便宜地理解为可诉性，主观公权利遂与诉讼法上的诉讼可能紧密相连，行政法院的产生又在更大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倾向，主观公权利理论也因此一直为诉讼法思想[37]所主宰。在此后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有关主观公权利判定基准的讨论基本都集中于保护规范，这些经久不衰的学术讨论，不仅使对法规范利益指向的判定成为区分主观公权利和反射利益的开关闸口，也使原本作为主观公权利概念要素之一的保护规范基准最终演变为保护规范理论。很多之前确定的结论被渐次修正或放弃，而很多之前未获重视的内容反而被慢慢纳入，甚至连这一理论所适用的场域也发生重大改变。

此外，保护规范理论中的很多单项解释规则同样繁冗杂乱。但将私法中的个人利益要素毫无差异地引入公法中的主观权利，却带来了显著的、甚至说是令人惊异的后果。

第二，权利与司法保护之间的关系。其一，概念范围的缩减与固化。

[80] Karl Friauf, Der Rechtschutz des sog.Dritten in der verwaltungsgerichtlichen Rechtsprechung, Juristische Ausbildung, No.1 (1969) , S.3 ff. [81] Erhard Degenbart, Neuere Entwicklungen im baurechtlichen Nachbarschutz, Juristische Schulung, Vol.24 (1984) , S.187 ff. [82] Vgl.Richard Bartlsperger, Der Rechtsanspruch auf Beachtung von Vorschriften des Verwaltungsverfahrensrechts, Deutsches Verwaltungsblatt, Vol.85 (1970) , S.30.ff. [83] 参见注。但在具体的解释基准和解释方法上，新旧保护规范理论却呈现出如下差异： 第一，在新保护规范的框架下，法规范的保护目的并非绝对地，或首要地、排他地、一次性地从规范制定者的主观意图中探求，而是从整体的规范构造以及制度性的框架条件下获得，换言之，规范解释的重点转移至规范适用时确定的现实和事实作用。在此观念下，构成公民法律地位的不再是理想的、抽象的、整体的自由，而是有确定法律依据的具体化的、个别化的主观公权利。布勒在以下维度上延续和发展了（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写了）耶利内克的公权利学说。[28]除归纳出清晰确定的判定步骤外，布勒强调主观权利对客观法的依赖性，并将主观公权利的探求诉诸客观法规范的个人利益保护指向的意义还在于，个人权利的框定是通过法技术手段，即法律解释的技术来完成，而非诉诸自然法下抽象难辨、变动不居的权利与自由观念，个人相对于国家的法律地位也因此是由客观法中的具体个别的主观权利所构筑。[36]但客观法基准从此前的强制性规范扩张至裁量规范，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一要素的重要性。

（二）新保护规范理论 明确主张对保护规范理论进行全新归纳的代表人物是新行政改革运动的旗手施密特·阿斯曼（EberhardSchmidt-Assmann）。[89]正因如此，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如主观公权利一样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塑造，[90]也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如主观公权利一样代表着代际深度和社会政治进程。

这一点即使是布勒本人也有觉察，任何旨在保护个人利益的规范，都会同时间接地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也常常会引发人们质疑，法律规范的主要目的究竟是服务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除了其宪法意涵外，作为德国公法的核心制度装置，主观公权利和保护规范理论本质上都是其实证主义法学观和权利观的投射。

但从19世纪中期开始, 学理研究发生转向, 尤其是行政法院的成立, 使人们同样接受了公法权利应纳入司法保护的观念。[50] 此外，布勒认为在解释客观规则时，优先考虑的仍旧是立法者的主观意图。

即使存在程序权利和程序规定，法院也不再简单导出上述结论。[55]对主观公权利的探求也因此都被转化为对法律规范的解释。[97] 参见注, 小早川光郎书, 第14页。[46]耶利内克同样不讳言，主观公权利和客观规范的反射利益之间的区分颇有困难，因为在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根本不可能进行严格界分——两者之间总是相互作用的。

该理论并非毫丝未变，而是历经方法变迁、规则调整和重心移转的复杂发展，从最初的普遍确信到之后遭遇严苛责难。上述对规范利益指向的解释使法官特别倚重立法者意图，这种解释方法从本质而言仍旧属于旧保护规范的范畴。

关于保护规范理论，曾汇集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学理和认知，这些学理和认知造成了保护规范理论的内容模糊和适用不定，但也正是这些繁杂的学理使其成为一种具有发展可能的，内容开放的观念集合。正因为保护规范理论的可变性和开放性，对主观公权利的探求常常被回溯至普遍的世界观、法律情感以及法政策考量，而个案判定也因此轻易地就被引入主观恣意的航道，从而危及法的安定性和明确性。

受行政行为实际影响的并能够获得司法保障的权利包括：《行政诉讼法》中的人身权与财产权。[102] 相较之前概略地将利害关系等同于不利影响，本案裁定对于主观公权利以及保护规范理论的纳入，可以说是我国行政审判在原告资格领域的重大迈进，这一转向至少会产生如下积极影响： 其一，将利害关系置换为主观公权利，并将其诉诸保护规范理论，终使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定有了相对清晰的分析框架和推导步骤。

这些全新的请求权的产生以及对其主观公权利属性的确认，很多时候都并非法律规范改变的结果，而是规范解释规则改变的结果。[92] 主观公权利与保护规范理论始终交织，其上述问题在法律实践中也就慢慢演变为保护规范理论的问题，主观公权利的开放性也渐变为对保护规范弹性和可变性的要求。这一基准的纳入不仅使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定有了清晰的思考步骤，也使对原告权益的保障摆脱了诉讼法明确列举的桎梏，而转向对行政决定所涉及的客观法规范的保护意旨的解释。[24] 萨维尼在界定主观权利时认为所谓诉讼权利只是实体权利的变体, 耶林同样认为法律保护只是主观权利的外壳, 而且内核则是由法律所保护的利益。

[73]据此，当选择解释规则存在疑问时，应优先选择赋予公民主观权利的解释[74]成为德国法上著名的宪法推定。[41]在私法中，所有的客观法都意在保障个人利益，因此所谓个人利益要素只是个法律理论问题，并不具有突出的实践意义，但公法将主观权利的保护方向导向个人权利，在法律实践中却具有关键的意涵：主观公权利与客观法规范的一一对应关联由此被截断，公民也不再被认为拥有要求行政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一般的、概括的请求权。

新保护规范理论又被誉为现代保护规范。[76]但程序权利的推测证明作用在联邦行政法院接下来的判决中也很快被推翻。

很多学者将主观公权利危机的原因直接归咎于保护规范理论，认为其需要根本的方向性调整，[82]甚至还有人激烈主张，主观公权利应与保护规范彻底告别。这种实证法的操作方式在行政的作用效果不断扩散的今天尤显重要，它使对个体值得法律所保护的权利的判定，不会随波于行政统制的现实或是不断扩张的权利保障需求，相反立基于超越情境式考量的坚实基础之上。